日本军官肆意开枪射击俘虏，而随军摄影师谄媚地摁下快门，以记录他们的军功。

殊不知，待到审判来袭，彼之“军功”，亦是尔等上断头台之铁证。

而比射击更无耻，更虚伪的，则是利用摄影来篡改、涂污历史的记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屠杀”。

片中有一幕，日军强迫平民百姓，摆拍中日“亲善照”，意在用伪造的中日和平相处的场景，覆盖日军罄竹难书的罪行。

日军宣传的“亲善照”

这类“亲善照”，往往会被盖上“通过”的标记，以迷惑国际社会；反之，很多无法通过东京审查的照片，则会被戳上三个红字“不许可”，即绝对不能公之于众。

所以，当你查阅大屠杀照片时，经常会看到那刺眼的“不许可”印记。

它是日军罪恶的纹章，不可洗刷，不容置辩。

电影以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的视角，详细介绍了，他如何拍照，如何递交审查，“通过”的照片登报，他喜不自胜；“不许可”的照片被退回，他还愤懑不已，因为自己的“艺术作品”没被接纳。

而这类“不许可”照片，想要成为日后的“铁证”，必须送出设有重重关卡的南京城。电影最后，吉祥照相馆最后的幸存者，偷偷将底片带到安全区，这才向全世界揭发了日军的罪行。

这段故事是有历史原型的，它发生在南京华东照相馆。

1938年1月，日军冲进照相馆，以军刀威胁时年15岁的学徒罗瑾，冲印了两卷胶卷。这些烧杀奸淫的暴行照片，令他激愤不已，遂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多洗出30余张照片，并选了16张装订成册。他还为这个相册绘制了封面：一把利刃，即将刺向两颗心脏，右上角写有一个硕大的“耻”字。

罗瑾制作的相册封面

秘密保存相册两年，迫于生计的罗瑾，离开照相馆，前往毗卢寺，接受伪政权的电讯培训。相册便藏在宿舍床板下。一天，伪宪兵在寺内大清查。罗瑾慌忙转移相册，藏进厕所砖墙内，并用泥浆糊上。然而，数天后，相册离奇消失。

罗瑾忧惧不已，离开南京，辗转来到福建，于落脚地开了一家“上海照相馆”。

图源荔枝新闻拍摄视频

幸运的是，当年同罗瑾一起参加培训的青年吴旋，在草丛中拾到了这本相册。这些照片既是罪证，也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他义无反顾将相册藏起来，先是贴身珍藏，后又悄然藏进一尊佛像底座的裂缝。

待到培训结束，他将相册带走，继续封藏，一直到日本投降，一直到清算日军罪行——1946年，南京号召市民检举日军罪行，吴旋当即找出尘封多年的相册，递交官方，并希望这些重睹天日的16张照片，“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

当时，接受审判的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拒不认罪。而这16张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照片，连同其他铁证，让谷寿夫色变、慌乱，最终被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1995年，罗瑾与吴旋在南京重逢，两人“接力守护屠城血证”的故事终浮出水面。只是，相册如何从厕所砖墙内掉出，又是怎么到了吴旋脚下的草丛，仍是未解之谜。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贰

传证据，就是他们的良心

屠城罪行，人神共愤。

非但中国人在搜集罪证、抗争暴行、揭发罪行，一些正义之士、国际友人，也在竭力对抗邪恶。

片中，刘昊然饰演的照相馆学徒阿昌，外出寻找胶片纸时，路遇日军。在他即将被军刀枭首之际，幸得一名外籍摄影师喝止，方才苟活逃走。

这名外籍人士，指代的是一类有良心的人，他们亦作出证言，以证南京大屠杀之真相，以定日军战犯不可饶恕之罪过。

在审讯谷寿夫时，有一人曾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交关于日军暴行的声明书。他叫贝德士，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教授。南京沦陷后，他留在南京，积极参与保护中国难民，并多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抗议信。

贝德士，出自央视网《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其中一封抗议信，收录于《拉贝日记》，信中写道：“由于贵军（日军）士兵持续不断地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

此外，他还坚持记录日军暴行，并努力将密信传递出去。他的信函几乎是最早向外界披露屠杀真相的文字之一。

之后，他协助外国记者出版《日军在华暴行》等大量文稿，后结集为《贝德士文献》，成为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贝德士，出自央视网《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除了文字、照片，事实上，南京大屠杀还存有一段动态影像，也是该事件现存的唯一影像，世人称之为“马吉影像”。摄影者为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

南京沦陷，不愿撤离的马吉，选择留在城内救助和保护难民。目睹日军暴行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悄悄拍摄了4盘、总时长105分钟的胶片。

马吉影像曾拍下鼓楼医院里的一个16岁女孩，她被日军发现，实施侵犯，最终精神失常。而《南京照相馆》也以克制的镜头，拍摄了一位被侵犯、被拖入慰安所、最后精神崩溃的女性。

除了这名16岁女孩，影像记录下鼓楼医院里，被日军打伤、刺伤、砍伤、烧伤的平民不计其数。医院虽在安全区内，但日军常来搜查，正像电影里拍摄的那样，日军肆无忌惮地搜查伤员，疑似中国士兵者，皆惨遭毒手。

电影里的照片，是靠幸存者将底片缝在衣服内，侥幸逃过搜查才带出去的。这种传递方式，或许借鉴的就是马吉影像的传递。

当时，马吉将胶片托付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负责药品、食品采购的乔治，将胶片缝在大衣内，躲过日军盘查，来到上海，与英国记者一起到柯达公司，拷贝了四盘胶片，将胶片里的暴行公之于众。

出自央视网《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战后东京审判时，马吉出庭作证。数年后，他故去，马吉影像亦下落不明。日本方面有人污蔑其不存在，是“鬼片”，并否认南京大屠杀。爱国华人怒不可遏，万里奔走，最终找到马吉的儿子，并在地下室的杂物中，找到了装有马吉影像的铜盒。

而后，影像公布，铁证如山。

图源CNTV

《南京照相馆》里，多次出现一名外籍女士，她在安全区保护难民，阻止日军暴行。这名女士的原型或许就是明妮·魏特琳女士。

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两度代理校长一职。南京沦陷前，她拒绝“抛开中国”，并在学院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当时，丧心病狂的日军，每天都会到女院奸淫掳掠。魏特琳便组织校工巡逻，让外籍男士守夜，她日夜操劳，多次被威胁殴打，始终护卫在数以万计的妇孺身前。

后来，避难所被迫关闭，太多女性惨遭毒手，加上伪政权对她造谣污蔑，哪怕是女性的“守护神”、难民的“活菩萨”，亦不免身心崩溃，身患抑郁。1940年，她不得已返回美国治病；1941年，她在家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留下的《魏特琳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珍贵文献，更启发了后世的校友张纯如开始搜证、撰写《南京大屠杀》；而她的墓碑上，赫然有四个大字：金陵永生。

叁

那些艺术大师的沉默和发声

贝德士、约翰·马吉、明尼·魏特琳、乔治·费奇之外，还有思迈斯教授、医生特里默、威尔逊，记者弗兰克·德丁、阿契包德·斯蒂尔、阿瑟·门肯，安全区负责人约翰·贝拉、休伯特·索恩等，诸多国际友人，留在南京，救助、保护难民，书写、传递真相。

凡是见证过那场惨绝人寰的暴行的人，谁能置身事外？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面对良心的拷问时，至少要无愧于心，无愧于最基本的人伦道德。

可是，总有人，在良心和欺心之间，选择后者。

电影塑造的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满口仁义礼智信，“我们是朋友”，背后却举枪、算计、刺刀，杀死所谓的“中国朋友”。宁愿给一只流浪狗喂饭，也绝不多看一眼旁边的尸体。

他说，他喜欢电影，想在战后去拍电影。拍电影，日军，不悔过，这些关键词组合，或许呼应了一位知名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

没人能否定小津的电影成就。但这不等于说，小津安二郎的导演身份就能遮蔽他曾经的毒气部队军曹身份。

1937年9月，34岁的青年导演小津被征召入伍，当月抵达上海，被配属到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元凶，日军甲级战犯）指挥下的“森田化学防水给水部队”，即毒气部队。他作为分队长，带领属下，北上南下，两年多时间里，直接参与对中国军队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使用化学毒气攻击）战役。

左为小津安二郎

南京失陷后，小津随军抵达南京。他的日记及书信中，未提及他有直接参与南京的军事行动。但他确实在南京待过数月，还去南京古刹鸡鸣寺，向住持索要墨宝。住持写了一个“無”（无）字。他死于60岁生日当天，墓碑上即刻有一个“無”字。

小津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他在中国战场上的“战地日记”却被他和家人一直封存，“即使我战死，也绝不同意公开或转载这日记的内容”。作为导演，他在侵华战争中，摄有数千张照片，内容多为日本士兵生活景观，但后来绝大多数底片已毁，不知是毁于战争，还是刻意抹除。

他喜欢中国菜，其日记多处提及中国粥、中国荞麦凉面、中国料理等，但他的文字也提及，砍人像古装片一样，“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呀，倒下了。戏剧果然很写实。我居然还有心情注意这种事情。”

返回日本后，他继续导演事业。他曾有过拍摄战争电影的想法，不知为何，改了主意，且从此对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保持沉默，专注创作了10余部克制冲淡、聚焦日本家庭戏剧的长片电影，并成为知名电影导演。

《东京物语》拍摄场景，最右为小津安二郎

电影界之外，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与侵华战争有着间接的“关联”。

1941年，已经写出《雪国》的他两次访问“伪满洲国”，虽然是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去的，与战争无涉，但他的一些文字和演讲，表明了他对“满洲文学”的支持，赞许了日本在“满洲”的生活建设，特别是他期望能够树立与日本文学不同的“满洲独立的文学”。

不像小津安二郎，川端康成只是间接接受了日本的“普遍观念”，将“满洲”视作日本的一部分。战后，川端康成致力于重建日本文化，也在一些作品中反思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但对侵华战争却没有明确表态。

川端康成

与之相反，村上春树在《骑士团长杀人事件》等多部作品中，提及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提及他那身为侵华日军的父亲，曾残杀中国战俘，并且为父亲所在部队，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而感到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曾敦促该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进行彻底地反省；藤本弘发表过《哆啦A梦》的一个短篇，让哆啦A梦和大雄穿越到二战时期。大雄对一个军官说：不用担心战争，马上就结束了。哆啦A梦欢笑道：日本输掉了。

宫崎骏 图据视觉中国

高兴不是庆贺谁输谁赢，而是欢悦于战争的结束。任何战争，都应该结束。任何战争，也总是如棱镜般，折射出多样人性：有人恶贯满盈，就有人以命相抗；有人瞒心昧己，就有人坚守良心；有人刻意沉默，就有人勇敢发声。

雁过尚且留痕，屠城这等滔天大罪，任谁都是无法掩盖的。

文/李瑞峰 编辑 苏静